地震灾难之后 摄影界的集体反思

作者：朱炯 贺延光 等　来源：新浪文化

　　在《震动中国》图书首发式上，关于此次地震灾难给中国摄影界带来的影响，以及中国摄影的发展方向，国内著名摄影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朱炯：地震带给中国媒体新的发展契机
　　我非常感兴趣参加今天的展览和讨论，因为我很想知道去了那里的记者的感受，因为我身边的学生、朋友他们都不是官方的，我认识的很多人都是以个人的名义或者说摄影师的名义，但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因为你是一个，作为一个摄影人，我从我的角度，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我是一个摄影师的角度，第一个在整个过程当中看片子，就是有一个关于勇敢和脆弱的问题，对于摄影师还有对于观众，我虽然不是一个摄影记者，但是我总是会从摄影师的角度来想，我在想你们诸位去了那里，怎么去看那么残酷的景象？你怎么能去拍？怎么能拍得下快门，因为都是朋友问他们的问题，第一张快门你怎么按的？当时我一直在看电视、报纸、网络，从一个普通的大众来看，这一次三个媒体是互相的作用，电视不能老看着，但是经常上网，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正好在写我的论文，所以我一直在网上看不断的更新，看电视我觉得电视上的很多信息是网上还有图片没有给我的，包括后面追踪的农民重新回到村子里面怎么来自建等等这些东西，还有图片，一张照片的印象特别深刻，实际上这次媒体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无论是哪个平台上的，大家都应该从另外一个媒体当中再去找到他们的经验，共同建构成，这个地震以后带给中国媒体一个新的契机，应该是共同的。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共同的，就是一个勇敢和脆弱的问题，摄影师怎么能，因为我觉得是有责任，而且很重要，就像这次说的，因为媒体的透明度，所以使全民救灾，全民动员起来，这个勇气首先来自于摄影师的勇气，但是同时，你面对那个东西的时候，就是说那个人，比如有一张照片一只手在废墟里面伸出来，那是活的还是死的，可是那是一只手，一个生命在你脚边，你拍一张照片，这个东西太残酷，很难拍，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需要拍，这是职业的要求，而且这是大众的需要，不违背道德，但是拍的这个时候，你需要战胜很多你的脆弱，所以摄影师本身也是灾民，受到了极大的灾害，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摄影师需要不断问自己的问题。
　　还有观众，对于我们观看者来说需要有巨大的勇气去看，你看完以后，其实你觉得特别难过的同时又觉得人特别脆弱，我有两天因为写论文写不下去了，就一直在看电视，我就决定再也不看电视，再也不看任何新闻，我这么看下去我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了，你就觉得自己是完全没有力量的，你觉得报道得再多就觉得没有一点力量，只是更脆弱，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是需要所有人不断去质问的问题，他人之痛，如果伸出来的这只手是你们家亲戚、邻居，你能拍这样的照片，就算这个人死了，你也想把他扒出来。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契机，没有办法，但是是需要我们去知道的，需要我们清醒的认识到，总之关于勇敢和脆弱，影像带给我们拍摄的人还有观看的人是一个矛盾，这是我自己给我自己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朱炯：摄影师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和品质
　　再有关于影像评价的价值，评价的标准，什么是一张好照片，照片出来了，画册也做了，接下来我相信今年的比赛，无论是新闻比赛还是常规的摄影比赛，估计前三等奖50%的照片都是这个照片。
　　我同意郑福利提出来的敬礼的那张照片的质疑，我们说得再直观一点，那个小孩在那种时刻肯定受的是轻伤，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会不会形成一种标准，这种时刻要拍这样的照片，招手的哭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哭，有很多的我看到广角照片夸张得非常厉害，在这种场合有很多人都会哭，这是很直接的，但是怎么样展现，在表现人伤痛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种表情，而不仅仅是哭的表情。还有废墟下面残留出来的，我问过崔波，他跟我说有很多都是摆的，这个人拿废墟里面的结婚照，拍完以后就走了，然后又搁到别的废墟上，就发现本来第一张很好，再看三张觉得不对了，还有人民画报说是有一个摄影记者全副武装非常疲惫的坐在这个废墟上面，再看一个废墟他又是那样，就说明这个人是道具，或者结婚照是道具，摆拍在这里面，就是有几种模式，这个成为了标准。
　　这个时刻对这个行业非常重要，我们是需要反思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听到的各位讲的都是一个反思的角度，这个态度和立场特别重要，最终又落到摄影师的素质和品质，其实还带出一个摄影的问题，因为现在去的摄影师都是摄影记者，所以他有一个责任，对于全国人民有一个责任，要把事实传播出来，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刚才孙京涛说的，你就闭着眼睛拍一张，那也是一张好照片。原来过去我们的问题也是，全国摄影艺术比赛展览大部分都是新闻照片，那到底什么是艺术的照片？艺术照片应该怎么拍？现在其实提出一个拍摄的状态，现在这个时候去的人，大家无论需要克服多大的困难、勇气，你是拍新闻，需要做传播，但是其他的那些照片，其实我很想去，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子的摄影，我应该过两个月去，我相信很多东西还留在那儿，因为我现在去了，你去救人还是去拍摄，又不发稿干吗去，但是你现在去肯定是最强烈的，这里面摄影的分工分类在这个里面对于艺术界应该有讨论。最终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到了那里，摄影师的素质和品质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各位老师都谈到了，我觉得是不断的问自己，摄影师自己不断的问自己，以及跟编辑，跟不在现场的其他的同事或者跟图片总监不断的探讨，可能说到四川的那个女记者，她采访，其实她采访一直在哭，但是其结果，就这个时候我觉得也许，这个时候可能真的需要何龙盛出来为同行说一句话，如果在当时的时候有同行提醒她，其实她不是一个个人的工作，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传媒，一线的记者，图片编辑、报纸，刚才也有人谈到，实际上报纸也有很大的压力，记者都去，谁能拍到更好的照片，就是发稿效果更好，头读者来买的更多，我们是不是需要更血腥的照片，就是媒体的压力，这不是摄影记者一个人能承担的，是多方的。其实有一些人需要你拍到，因为你拍到也许可以帮他，肯定有这样子的这种情况，就这个反思可能渐渐会形成一个摄影师良好的素质，所以这个讨论还是，只要大家都能讲实话，不讲空的话，这个讨论就特别有价值，而且这个东西应该传播出去，让大众知道，因为很重要，这些报纸是给观众看的，到底哪个报纸登的照片好，到底要看血腥的照片还是温情的照片？我看到一个杂志，一个小男孩捧着一个蜡烛，但是比如说那个照片我觉得也可以用在SARS或者用在其他什么地方，纪念端午节或者屈原都可以，就是这种温情怎么来展现，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大众传媒都需要讨论，读者需要反思，不仅是摄影记者。

孙京涛：摄影记者更应遵从朴实价值
　　实际上我对于此次汶川大地震，关于采访我很矛盾，一方面我因为生病的原因没有到现场，对于一个摄影记者而言，不到现场，那肯定是一个终生的遗憾，同时我又感觉到比较欣慰，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我的同行在一线做出了很多杰出的工作，这些工作是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能够看到这些问题的一个基础。实际上在12号、13号开始，我就不断的在网上去看，他们拍的一些照片，不同的渠道，还有路透社、美联社等等。想了很多，一言难尽。
　　今天在这里我们只说视觉联盟的这件事情，我记得视觉联盟刚刚创立的时候，很荣幸受到邀请来参加大家年度的评选，事后大家请我来写一篇感想，在这个感想当中，我记得我当时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新时代的新闻摄影的标准是由谁来建立的？这个问题当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视，但是我相信在座的几位骆永红、何龙盛、崔波他们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行为摄影过去一系列的价值标准是基于一种宣传的架构基础之上。宣传的东西和我们真正追求的新闻摄影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呢？我们这本书和此次展览的状态，我相信这些状态不仅仅是起到了一个信息传播的作用，起到了一个鼓舞全国人民抗震救灾的决心的作用，我们已经实现了很大突破的真正的新闻摄影的价值之间的一些区别。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更多的遵从的是一种所谓的朴实价值、个人价值，是我们人类最基础的一种价值，而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团体或者一个党派的利益，由此他的表现是以什么作为追求目标呢？不是以个人或者团队作为目标，是以追求真相作为目标。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样的摄影它是有温度的，有人情味的，有细节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农民抱着他的锅，那是吃饭的家伙，怀里拿着一只小白兔，就这样的细节非常非常牵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内心的世界，呈现出来的信息传播的路径是多元的，多指向性的，允许回馈。我们可以有今天的这本书，从都市类的媒体产生到今天，大概也就是十几年的时间，我们非常欣慰的可以看得到，这样一个新的价值体现正在被都市类媒体，我们的同行们经过一步一步这样的努力建立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们抛开地震这场大灾难不说，就学术的角度来说，对整个新闻摄影的发展，媒体的发展是一件好事。

孙京涛：摄影记者既是参与者又是旁观者　　在前方我们的记者们包括我们已经到了前方的图片编辑们，包括后方的媒体的编辑们，在这方面做了哪些转换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说。第一个角度就是价值视角，一开始这方面的自觉意识还不够强，但是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越来越不允许我们的照片出现颂歌式的那样的镜头和语言，因为我去不了，我也很着急，我们的记者走的时候，我跟他说过一句话，我说你抛开大众日报日常的宣传角度，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去拍摄灾区的人民，去拍摄小战士们，去拍摄那些个同样恐慌的医务人员，用最普通人的视角去看待他们，一开始他也不理解，后来慢慢的改变。
　　第二个改变是我们的方法和方式，我们的摄影记者在前方有个别的人在一些时候会表现得不尽人意，比如导演摆酷，甚至让人挥挥手之类的，这是很拙劣的东西，我是非常赞同延光老师他们的立场，作为一个摄影记者在前方，你必须要有一种道德姿态，这个很重要，但是实际上跟过去相比较，我们可以跟原来比如说唐山大地震相比较，我们的姿态比过去要人性得多。第三个道德水准。整个抗震救灾过程当中，我们的国人表现出来的一种道德倾向，说明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真是伟大，但是同时反过来有个别的一些现象，也让我不得不想起一句话来，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虚伪，包括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处处充满着虚伪。所以讲这个话的人，人家就会以为你是一个不理智者，是一个反对分子，实际上到今天，虽然他是一个小人讲了这句话，我们恨不得把他打死，但是普通的公民可以这样去做，作为公众媒体的一个工作者和传播者，我们这种道德姿态应该是怎样的呢？这个事情一直也是我脑子里面特别矛盾的，我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说，我在都江堰看到那么多孩子死去，遗体摆在那边，我应不应该拍这个照片，作为历史照片不见报，问应不应该拍，我们的记者到前方去，8天睡了不到20个小时，我说你闭着眼按一下，因为我也没有答案，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我们最普通的记者都在考虑自己的道德水准的问题。
　　二战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摄影记者讲过一句话，你要做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同时又要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同志们，这不容易，双重身份，你要有非常非常高的道德标准，目前也一些东西我们还没必要这么苛求，我们要一步一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最后讲了一个问题，我们所有的视觉禁忌也好，或者叫视觉道德也好，如果不能贯彻到我们的传播禁忌和传播道德上去，也是不行的。我很想加入视觉联盟(笑)。他们不要我，因为我是党报的摄影工作者(笑)，但是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充满真情的关注着视觉联盟，关注着我这些兄弟们，我为你们骄傲！非常骄傲！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为这个国家骄傲，在其后的灾区的重建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知道1995年日本的阪神大地震，日本那么一个发达的国家，他们依然用第一个十年赶上了，第二个十年赶上了，第三个十年赶上了，在这样一个缓慢，不是在这样一个突发的事件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摄影记者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关注震区，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由这个话题我再来说，实际上我们道德的价值也好，视觉道德的价值建设也好，我相信不是一个突发事件里面建立起来的，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的新闻报道当中建立起来的。

郑福利：希望新闻报纸摄影出现更多图片故事
　　我在做准备的时候，还真的是一直在写想说的一些东西，还没有想到从新媒体这一块来说，刚才我都快有点忘掉了，我还干了这么一件事，要不是柴总提起来。我本职工作是做一个编辑，一不小心，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就变成了记者，这一次我带了一个DV去，因为我常常感觉因为静态的照片有很多情绪表达不出来，我觉得很痛苦，一定要用动态的东西才能传递出来，所以我带了一部DV，碰巧我们在北川县城的时候碰上堰塞湖要崩溃的消息，那个时候碰巧又跟安光旭老师一起在北川的河道里面，我们就一起往外逃，在逃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虽然在灾难现场，但是因为灾难已经发生过去有6、7天了，总是觉得很多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在跑的过程当中，我就没觉得这会很危险，所以说当大家都在跑的时候，我还在拍，大家在跑我就站下来拍，我觉得没有什么，后来当一转身的时候，我发现老安已经不在我身边了，上了一辆拖拉机，拖拉机突然之间开了起来，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在跑，这个时候就觉得吓坏了，全城人都在往外跑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这个事情比较严重了，但是在跑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在拍，就是机器没有关掉，一直拍，录了很多的现场音，整段的视频比较有意思，后来一直在做尝试，当天晚上就到酒店里面把视频倒给安光旭老师，后来录了一段新媒体，叫北川逃亡这一个媒体里面去。其实关于新媒体要从这个开始，我还是想讲一下，自从在《东方早报》的时候，应该是4年前，我记得3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新媒体在国外就有一些苗头，而且有很多新的尝试，很早的时候我就讲过，流媒体我们还是要弄，在国外已经是一个主流了，国外的摄影经历了一个胶片跟数码之后，慢慢的转向静态影像跟动态影像之间的讨论，已经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要做，迫不及待地要做，但是迫于形势所限，在那个时候国内基本上没有人提这个事情，我那个时候跟任老师打电话也说起这个事情，但是也没有很多的共鸣，只是没有想到3年之后能碰到这样一些事情，大家开始慢慢的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必然，一定要走向一条新的道路，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前段时间也接触，噶尔他们新到中国的摄影师和文字，他们都是带着摄像机，带着录音设备，随身的装备都非常全，在国外所谓的全能摄影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我去查他们的招聘资料，你要能够指导摄影跟视频记者，我一看，哪怕是在美国很小的报纸，这都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在国内恐怕作为一个摄影师去拍照片，拍摄影，拍DV，可能还是一个刚刚的起步，从这点来看，我们离国外的差距还是比较远。
　　至于新媒体这一块，我就从报纸说起，因为视觉联盟主要是报纸，虽然我们现在做杂志，但是之前一直做杂志，从新媒体报纸这个角度来讲，这一次有一个表率的作用，《纽约时报》的制图包括多媒体是非常具有借鉴价值的，因为流媒体的东西，很难用语言描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屏幕上放一下，大家一看就会有感触了。我在想，因为我一直都在想一些问题，为什么想这些问题？是因为柴总在影响杂志上那片约稿，让我写一点关于震后报道的一些事情，我就想了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今天到这边来，我主要还是想讲一些问题。

郑福利：媒体报道灾难性时间应有标准流程
　　第一个，我还是想讲媒体报道流程的事情。在更早的时候海啸，海啸发生了以后，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这个可能发生在离我们最近的一次重大的自然灾害，其实这给我们报道地震也提供了借鉴。当时地震整个报道过程当中，我把所有的我认为比较好的，比如《纽约时报》等等所有的报纸的版面从地震发生的第一天到结束的那一天，所有的头版我贴在国际部的墙上，按照时间顺序给编辑们看，我说灾难报道就应该这样做，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东西，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第一天报什么，第二天报什么，第三天报什么，无论所有的灾难报道都有一个节奏的，第一天比如说讲现场，你慢慢的就会还原到救援，慢慢的就会还原到灾民，慢慢的就会到灾后的处理，都是有一个流程的，就跟救人是一样的，有一个流程。我觉得这次中国的地震报道，可以让中国的媒体至少可以很清楚的想想，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报道的流程？这次普遍的感觉，我以杂志为例，因为报纸要做得好一些，在灾难面前大家都乱了手脚，不知道要干嘛，也不知道拍什么照片，大家都慌了，看到了好照片就用，也没有什么编辑的思路，非常的杂乱，这个取决于大家对这个事情本身就没有想清楚，流程的问题是一个程序的问题，是一个可以被总结出来的规律和经验，这是其一。
　　其二，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这一次报道当中，图片的故事看到的还是太少了，大部分都是新闻现场的一些报道，纪实上的一些东西，因为我现在是做杂志，跟以前做报纸不一样，我是希望有更多可以从更多深入的东西，更多摄影报道，是一组照片，而不是一张照片，不是一大堆，单张的好照片放在一起，而是一组有故事的照片。在这点上我印象中最深的，可能我看的灾难照片比较少，到后来我实在不敢看了，我看到印象最深的是《纽约时报》的那一组照片，棉竹市市长下跪的照片，拍得最好的不是我们视觉联盟的，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摄影师，当天的《纽约时报》头版，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发现这其实是一组照片，不是一张，一组大概10张左右，我看了一下时间，我感觉就是在一天左右的时间拍完的，运用非常娴熟，这一个事件拍成了一组照片，一个新闻故事，从景别、人物各个层面都有，非常的棒，我在国内没有见到，往往在国内看到这种事情就看到一张照片，这个人下跪了，然后就没了，但是那组照片当中不仅有下跪的照片，还有孩子的照片，有特写，有情绪，所有的东西都有，整整一组，非常的感人，但是在国内我就看不到，作为杂志而言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很好的这样子的作品出来，因为杂志的周期比报纸要长很多，最起码一般的杂志都会在报道之后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来做准备，但是一星期之后的杂志我们可以拿出来翻出来看，基本上所有的杂志都惨不忍睹，不仅照片惨不忍睹，使用照片更是惨不忍睹，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哀，中国杂志的整体水平还是非常低的。而且，杂志的摄影师的水平也比较低，相对于报纸而言的话要低一些，而且很多好的摄影师都是为报纸而服务，在那个时候找特约摄影师非常艰难，几乎找不到人，这个是从故事上来讲，在大的地震灾难面前，作为一个优秀的摄影师他应该很冷静，知道自己不仅是可以拍一些新闻照片，完成报社的工作任务，也应该有一些拍故事的能力，因为只有拍好故事才是一个真正好的新闻摄影师。

郑福利：捍卫新闻真实性就是捍卫记者的生命　　接下来一点我是想讲新闻摄影限度的问题，博客上有一些讨论新闻摄影限度，什么样的照片不能拍，什么样的照片能拍？我有一个强烈的原则，死者的脸不能拍，我在现场拍照片的时候，死人我都不拍，拍的话我都把人的脸遮住，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是一个起码的要求。看照片的时候看到太多让人做恶梦的东西，这个摄影的限度其实刚才已经讲了，我只是想补充一个编辑的限度，人家这么拍你为什么还这么用？这也说不过去，这是一个媒体把关人的资深的问题，你不能只说是摄影记者的问题，同样还要说你编辑是不是也有问题？当然，某些地方我认为文字的编辑也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探讨那个层面，但至少我应该觉得，除了摄影的限度要讨论，编辑的限度也要讨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关于灾难报道，我觉得我们可以拍，然后你到现场什么都拍了，拍得很惨也没有问题，毕竟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还是第一次，很多事情没有经历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犯了错误也很正常，但是犯了错误没有讨论那就不正常了，如果没有经验和教训那就更不正常了。 
　　另外，我以前在东早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可以看到，几乎全世界最著名的报纸和杂志，我当时搜集过，我当时刻意的干过一件事，搜集灾难报道，我把西班牙，西班牙那一年的火车爆炸，包括那一年巴黎竞赛画报从年初到年末所有重大的灾难报道，大约4次还是5次我全都搜集下来，碰巧我那个时候能拿这个杂志，我都搜集下来了，同样是灾难，同样死很多人，那个时候我去看这些杂志，我不会觉得，我觉得我能够感同身受，但是我不会觉得很恶心，我不会觉得我看不下去，但是在现在我觉得看国内一些杂志，部分的报纸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报纸，那本杂志我放在那个地方，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像一口棺材一样，我不敢把它打开，我特别害怕，看都不敢看，我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离它远远的，我觉得很恐怖，这个是一个媒体成熟程度的一个问题，我们还太年轻，在这点上来讲的话，我们常常说摄影记者是记者，但是我觉得在灾难面前，大家还要再加上一个追问，那就是记者也是人，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你是一个记者，然后你是一个摄影记者，在灾难的面前，人的良心仍然时刻问自己，我觉得灾难给人很多的启示和启发，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觉得在灾难现场的时候，改变了我们自己很多。
　　接下来再讲一个职业素养的问题，比如说在拍人物的时候，我觉得拍有些人物的时候是一定要遵循拍摄者的意见的，在这个地方，职业素养这一块我最想讲公信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杂志社有一大堆比较著名的反对人士，所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灾区也经常会问一些灾民，说政府的报道你们信吗？他们说不信。为什么不信呢？就是因为说了太多的假话，到了现场一看以后不是这么一回事，时间长了就不信了，新闻摄影面临同样的问题，在大量摆拍以后，我们在看照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愿意相信这些照片？把孩子放在一起让大家笑，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忍受的问题，于是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是那个敬礼的小孩，就是我很怀疑当时是不是有一个画外音，画外音会说你把手举起来，这个怀疑是真是假，我觉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产生了怀疑，摄影的公信力到底在哪里？新闻的生命就是真实，如果对真实产生了怀疑，那么我们拍出来的东西，老百姓不信，这样子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我们要捍卫新闻本身的生命，也是捍卫我们自己的生命。
　　最后一点就是讲到心理辅导的问题，我一直都觉得在开正式研讨会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开一个会，召集所有曾经去过灾区现场的记者和编辑，大家坐在一起搞一个心理辅导，大家可以哭诉一下，不要讲我很坚强。讲到这里讲一个事情，让我想到911，《纽约时报》的图片编辑跟我们讲课的时候，讲到一件事，说911的时候，美国《纽约时报》是怎么报道的，他说我们去很多人，几百人文字记者，报道完这个事件之后，大约受伤的人有几十个，接受心理辅导的人应该不下上百个，最后好像还有死亡的人，大家可以这样想，倒了一栋楼都这样严重，会出这样多的事，如果是倒了几个县城，死亡6万人又该怎么样？你说我们的记者不投入吗？不努力吗？我认为不是，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才是很根本的，在我们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想一想，我们在这个事情当中也是一个很大的受害者。讲到这个事情就恰恰讲到一个美国新闻，至少说可以讲到美国新闻摄影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一个人干了一件事，这个人就是拉登，干了一件事就是911，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一直在讨论摄影死了吗？而且有专门的文章长篇大论进行严密的分析，说摄影死了，但是911改变这一切，所以说911是美国新闻摄影的一个转折点，从那天开始，许多摄影记者觉得他的地位比以前更重要了，这个转折点就像是，有一点像是摄影记者转型到视频记者，摄影记者转型到视频记者地位不是下降了，在美国许多报纸里面得到的反馈，摄影记者的地位得到重新的提高，当然说得有一点多了，大的事件引起一个大的变革，我相信说回来还是说到新媒体这一块，我还是相信这场，不说地震震出新中国，地震震出新媒体，所以我觉得这次地震对于中国的新闻报道，新闻摄影者来讲再过几年看也是具有里程碑的一个事件。

贺延光：摄影师的镜头必须有所选择
　　这次灾难前所未有，摄影记者，电视记者、网络及平面媒体的记者动作非常快，在座的大家主要是搞摄影的，我原来讲过一句话，不到现场一事无成，这和文字记者还有区别。文字记者也要求到现场，但有时候第一时间不在现场，第二时间不在现场，还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把现场写得活灵活现，摄影记者是完全不行，必须到现场。
　　前所未有的灾难也引起了媒体前所未有的行动，我是13号去的，当地有些记者几乎是第一时间前往灾区，甚至珠峰下来的记者正好在成都，也是连夜赶往映秀镇，徒步进去的，我碰见了北青报的，北京晚报的，他们都比我早去了一天，而且这次的新闻报道是前所未有，面对重大灾难，禁忌很少。而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比我们的动作还快，事实证明，前所未有的及时、透明报道，最后的结果是国内外的舆论对中国这次抗震救灾给予了很积极的正面报道。这一次我们做媒体的人心里面更有数，当你的镜头、你的笔触、你的电视非常透明的时候，你不要怕你的读者，你的观众，引起混乱、恐慌，实际上全中国的人能这么迅速的行动起来，动员起来支援灾区，大家万众一心，媒体的报道是功不可没的，没有媒体的报道，这种动员支援，是难以想像。但是在报道过程中，我们的记者，除了展览之外，还看到很多照片，真是表现很不错。在这场灾难面前体现出的职业精神不是一两个记者，应该是一个群体，而且在救援的过程中，我所能看到的，比如那天往映秀镇进发，我们还坐了一段水路，下面又走，国道面目全非，这一路我同时碰到了广州志愿者医疗队，他们每个人背的药品不会低于30斤，在那样的路上，有时候是爬行，我报的文字记者林天红和我是搭档，还有武警总部的摄影干事刘海山，央视新闻调查的摄像师席林，这些都是在我身边的，他们一路是帮着人家扛东西，扛药品，而且是扛了一路，没有人要求，大家走到一起了，这个时候要互相帮助了，就这样走到映秀镇的时候，我在地下足足躺了40分钟，但是我这三个同伴他们一路帮着医疗队的志愿者扛着那么重的东西走了一路，这是我亲眼看到。研讨我觉得我们还是多谈一点问题，成绩大家都在那儿摆着，这么多的作品，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是搞这个专业的，在重大的灾难面前，我们如何做，迅速到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位了之后怎么办？这毕竟是一场灾难，而且我们所有的记者在现场，可能最脆弱的是记者自己。不光是我，我同行的这几个同伴，大家都一样，甚至有时候我看到灾民死了，没有表情，没有眼泪，也许别人早就哭干了，但是我们记者不行，如果在现场在这个灾难面前简单的拍摄，谁照都可以，所以这两天我们的摄影报有的朋友，有的同行就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看一些照片的时候是不错，看多了都这样，怎么才能给读者，让记忆力永远铭刻，这是提出的一个问题，这是对到现场的摄影师提出的一个问题。
　　我若干年前曾经抱怨我自己，说我们和外国摄影师比起来，我们不行，我们距离差得太远，为什么呢？看着人家很多战争灾难的照片，很触目惊心，冲击力非常强，后来我就觉得我们不行，因为我们到不了现场，我们这儿也没有战争，但是后来实际上差距不是在那儿，这是一个表象的东西，在88年的时候，我们在国际摄影周的时候看到了很多著名的外国摄影师，他们是在荷赛上都拿了大奖的摄影师，给我们讲课，放映的多数是我们没有见到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照片，即便他们行动那么自由，也未必天天都是灾难，伴随自己最多的还是日常生活，但是那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就有错觉，觉得要有成绩，要有影响就要靠那样的题材，这是不对的，如果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日常新闻题材拍得不到位，功力不到，到了灾难面前，一样不要靠那个运气，偶然性是有的，但是未必就能怎么样。所以在现场我的镜头没有一次对准死者的面目表情。为什么？因为这牵扯到对死者的尊严问题。家属能不能接受？我们的读者能不能接受？这在现场来讲，对摄影师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选择。第一它是重大灾难，镜头是不能回避的，你不能把它拍成一个和平景象，它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灾难。第二在现场，摄影师的镜头必须有所选择，因为我们是一个公共媒体，要进行公布传播，不能不考虑到方方面面，如果仅仅在惨烈这个方面来拍的话，怎么惨烈怎么拍？我倒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因为到处都是尸体，但是你是媒体的记者，不是刑事警察，准备拍刀子从哪儿进去从哪儿出来的，你不是做这个的，你是要在公众的媒体上传播的，又要表现灾难的惨烈，又要做到恰到好处，我觉得这是对摄影师在现场的一个考验。

贺延光：沟通有时比拍照更重要
　　我在电视里就看到这样的镜头，当一个被埋了100多个小时的灾民被救援人员抢救出来时，现场比较混乱，都是直播，你就可以明显的听到画外音，有人在喊，招招手，招招手，让受伤的人向镜头招招手，我当时看到这个镜头，我判断只是画外音当时录了下来，不是摄影师就是摄像师，不会是文字记者，文字记者没必要，只有摄影师、摄像师才需要让人向镜头招手，看到这个情节我是非常愤怒，俄罗斯救援队曾经斥责记者，只为你自己，根本不顾人家的死活，强光打在人家脸上，这是我们记者的问题，我们一场灾难过去，展览出来了，书出来了，当然不光我们一家有展览，我们可能最后要进入一个什么系统呢？表扬和互相表扬的系统，没有多大意义。我们的作为根本就没有超出我们的职责范围，那种表扬、鼓励如果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说把这些问题找出来讨论讨论，我觉得可能对我们受益匪浅。
　　我还看到有的博客披露，有的摄影师在现场支着三脚架，打着光，找了两个灾民的夫妇，要求他们不断的为他摆出这样或那样的动作，这是博客里边旁人把这个照片拍了下来。我看到《中国摄影报》有一个小文章披露，有一间教室是没有完全跨塌，摄影师为了拍一张照片，把一个小学生领进了现场，让小学生收拾书包，当时被另外一个摄影师痛骂一顿，这是一个危房，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再把孩子领进去，为你这张照片服务。所以这些问题可能是方方面面，有的原因是我们有些记者缺乏经验，自我约束的意识不强烈。我刚才讲这次客观上来看是报道最透明的一次，但是报道越透明的时候越要求记者对自己的自律应该更强，不能超圈，一步都不能跃过去。刚才在下面有的朋友跟我讨论，当然是搞摄影创作的，摄影创作能不能搞呢？它没有说什么事不能搞，但是我认为，这个时候不是搞艺术创作的时候，媒体的记者就是报道真相，赶紧把这个真相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新闻本身产生力量，得到四面八方的支援，我们是起这个作用的。
　　我在医院里采访的时候，有些孩子，那些伤员截肢的伤员，这些灾民和记者的关系总的来讲都不错，没有人拒绝拍照，但是我只在医院里碰到过一次，一个小女孩，12、13岁，当我镜头对准她的时候，那个小女孩就非常烦燥，后来她父亲在旁边很客气地跟我说，你先不要拍了，我马上就把镜头收起来，因为还可以采访别人嘛，我是记者，我就要拍，我就要报道，没有必要到这种程度。绵阳，我们一个资深的女记者，是心理辅导方面的专家，后来我听她说，她在绵阳辅导一批心理辅导员，我一听不错，马上给她打电话，我问她是搞这个活动的吗？她说是，我说怎么样？我过去一趟，这个题材也不错，心理辅导题材，她说你来可以不能采访，我说为什么？她说我辅导的这些心理辅导员本身都是灾民，受灾的大学生，要训练他们去辅导更多的人，他们本身是灾民，一谈起这些，自己的情绪还是控制不住的，我们不希望镜头在这个时候干扰我的辅导对象，我和她平常是很不错的同事，多少年了，我一听电话，我马上说好，但是我明天还到你那个方向去，我去采访别的，你那儿我就不去了，我们都会碰到类似很多这样的问题，我原来的一个观点：我们的新闻镜头前面要有所忌讳，不应该是所向皆靡的，那不行。有时候甚至在现场拍照片都不是特别重要，我就遇到一次，在映秀镇，16号早晨，我听说很多遗体要埋在山坡上，我爬上去了，我看了看还有一个小村子，叫鱼子溪村，老百姓的一些窝棚挂在那儿，我一过去几个灾民就围上来了，火非常大，牢骚非常大，说这都16号了，我们到今天没有看到一个救援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拍照片还不是特别急的，我先跟我这些采访对象要沟通一下，我说我是北京来的，他说你怎么来的？我说我们走进来的，我说大批的救援物资，救援人员都在向这儿进发，所有的路都断了，能不能再坚持一下。不能怨灾民，温家宝都到过映秀镇，但是鱼子村的人不知道，胡锦涛也去，很多灾民不知道，全国全世界都支持灾区，灾区的老百姓不知道，他没有通讯，没有手机，没有电。这个时候还不如聊聊情况，把外边的情况讲一下，他们也舒缓情绪，如果这些东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内心是孤立无援的，当然有牢骚，死了那么多人，我没见到一个救援人员，当然有牢骚，但是你要把这些情况给他们介绍一下，老百姓的情绪马上就可以得到缓解，马上老太太就给我盛粥，温家宝去的那个地方距那里两里地，上面的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灾区的情况，有时候很多东西是我们想像不到的，这个时候拍照片重要还是和他沟通重要，我相信很多同行，各个单位的，在现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所以我觉得没有人会埋没我们的努力，尤其这本书，视觉联盟搞的这些活动。我们现在最集中的救灾这一段过去了，但是下一步，真的希望还得关注到底，同时也不断的检讨我们自己，使我们更成熟，更真诚。

王悦：中国新闻摄影事业在近20年发生长足进展
　　刚才贺延光老师已经讲了，我也是摄影记者出身的，不过今天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激动。刚才贺延光老师讲了，这次这么大的灾难，我每天都在关注着每一位摄影老前辈、老领导和记者，刚才我见了贺延光，我说你能够这么快的时间就去，并且冒着那么大的危险，那么艰苦劳累拍了那么多照片，也让我敬佩，所以我在此也是代表我个人，也代表我们山西新闻界的朋友和摄影界的朋友，对延光老师和这一次在座的各个报纸的摄影记者能够在灾区拍摄大量的照片表示崇高的敬意。
　　第二个，这一次我看到了这么多优秀照片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我们在做平遥摄影节已经七年了，我们看到了世界上很优秀的摄影作家的作品，非常激动，但是这几年我深深地感觉到，近20年来，中国的新闻摄影事业发生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出现了一批非常优秀的摄影记者，他们的作品非常好，这一次我5月份在德国三年展上展示了我们很多中国摄影师的作品，在展示的时候台下看的就是欧洲联盟的好多著名的摄影人、策展人都给予了很热烈的掌声，他们一致认为我们中国这几年新闻摄影事业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他们仰慕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我今天又看了《震动中国》这本画册上的很多优秀摄影师的作品，让我敬佩，这几年我们中国新闻摄影事业确确实实取得了成绩，并且我们这一批优秀的年轻的现在在一线岗位上的摄影记者是非常优秀的，让我很敬佩。刚才何龙盛主任已经讲了，是感动、激动、行动，我也用他这个词，行动是什么呢？今年马上9月19号平遥国际摄影节第八届就要开幕，我们去年和中国红十字协会做了一个，中国红十字协会摄影人到国外奉献奖，去年奖了10个人，今年我们想奖100位优秀的摄影工作者到国外奉献，那么今年的抗震救灾，今年的雪灾，今年的水灾等等，我觉得有一批优秀的人应该享受到这个荣誉，人到国外奉献奖。

但很不真实,残酷的一面都掩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