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卢广，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 卢广大抱委屈，要求“金镜头”组委会收回取消他获奖和参赛资格的决定。作为此次赛事17位评委之一的我，有义务在这里向关心此事的朋友介绍些情况并谈点我的看法。
处理《喜马拉雅的枪声》的大致经过 这次评选的方法是，每幅作品只在投影屏幕上展示8秒钟，在这个时段内，由评委投票。8票以下即为出局，9票以上进入下一轮角逐。此时，作者的姓名及作品全部由编号代替，而屏幕上也只显示评委电子投票后的总票数。在每个类别经过两轮投票后，评委开始就进入候选获奖的作品进行讨论，之后，再投票决定获奖作品。期间，评委如有新的动议，其动议必须经过表决并赢得多数票后方可进行；否则，票数不够，立即搁置。
应该说，整个评选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喜马拉雅的枪声》一路都在9票以上, 初评时，顺利进入金奖位置。
再次讨论时，有评委对该作品提出疑义，他“总觉得看这组照片有些不舒服，很别扭。”为什么？他说作品的主题显然是批评性的：“他们主要打野牦牛、黑熊、獐子、雪豹、猴子等猎物。有些村民在森林里放套捕杀黑熊时也会误杀老虎。这几年，猎人越来越多，野生动物越来越没有容身之地。”而作品标题《喜马拉雅的枪声》的批评性立场也是比较明确的。但再看他每幅照片的分说明，不是说猎人挨冻受饿，就是讲他们异常艰苦。我在想，在当地与猎人成了朋友，回内地又将朋友变成批判的对象，这样的角色总让我觉得不舒服。
也许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吧？有评委认为若如此，是可以讨论的。
据我所知，西藏地区海拔6000米的地区是少有野生动物的，这些照片多数都不会在那么高的地方拍的，怎么可能"背着沉重的物品前往更远更高的山打猎"呢？一位曾在西藏地区工作过十几年的评委说。
“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这个地点太含糊，究竟是哪个具体地区呢？
当事人如在非禁猎区打猎就是合法的；如在国家禁猎区，就是偷猎，完全非法。
为什么作者对这个故事的讲述这么含含糊糊，甚至自相矛盾？
由此，有评委要求工作人员与《喜马拉雅的枪声》作者通话，进一步核查事实；也有评委希望在最后定评前，请工作人员查对所有初选获奖人员，看有无新闻摄影的“不良记录者”。
以上两项动议均获得评委会举手通过。
卢广的解释并没有令评委们满意。他事先清楚当事人是在禁猎区偷猎，他仍拒绝透露拍摄地点，理由是还准备带着美国国家地理的摄影师去拍摄这一专题，一讲出来，当地政府就会采取行动，照片就拍不到了。
对《喜马拉雅的枪声》，开始，我一直投的是赞成票；后来，我毫不犹豫投了反对票。而最终，取消其初评奖项及另一组照片的评选资格，是17位评委一致通过的。
我细算了一下，该赛事纯粹评选的时间是30个小时，而讨论及处理《喜马拉雅的枪声》，绝不下两个小时。
我看卢广 十几年前，我们主办的"十佳记者"评选颁奖时，我特地邀请卢广到中国青年报社6楼礼堂，请他向一百多位来自首都各新闻单位的摄影记者演示他的照片，并介绍他的拍摄体会。可以说，那时的卢广名气还不大。我记得我向与会的同行们说，卢广不是新闻记者，但他做的应该是我们新闻记者应该做的工作。因为他的“广东吸毒”、“青海淘金”等专题作品确实让我深为感动。
没想到，卢广介绍拍摄经验时竟“走了嘴”，他说为了拍吸毒者，不仅和他们混在一起，甚至还要掏出一二百块钱给他，他才肯扎针。
照片是这么拍的！
我像是在众人面前吃了只苍蝇，恶心又尴尬。没办法，人是我请来的。
SARS期间，在地坛医院又遇卢广。我知道，在我想方设法都进不去医院的时候，神通广大的他已能出入几家医院了。
我曾问他，晚上你住哪儿？他说每天回家住。
我说那怎么行，万一把家里人染上了怎么办，太不保险！
他说，进家门先消毒，问题不大。
我们在一起拍照时，卢广风风火火，挺规矩的。我至今还保留着他给我拍的工作照。
18天后,我离开医院。为防不测，不能回报社，被隔离在一家宾馆观察。没想到很快接到仍在医院采访的一位同行电话：贺老师，你刚走，卢广就摆上了！
怎么回事？我问。
今天有个病人死了，卢广非让医护人员面对遗体双手合十，做祈祷状，弄得人家很不高兴，人家忙着清洗遗体，说，咱们中国人，哪有这种习惯呀！场面挺尴尬的。
我又问：你在场？
我在。除了医护人员，还有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跟卢广说，别这样，犯得着吗！
我很快和卢广通了电话。
卢哼哼唧唧，承认有这事。
我对他说，我提三个问题你考虑：
- 新闻照片如果能这么拍，你何必冒险进病房？你还每天回家，把老婆孩子染上了怎么办？你不如找个影棚，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还绝对保险！
- 你的照片把读者感动了，但一旦读者知道了你的拍摄过程，你再想想，他们那份感动还存在吗？
- 业内的同行知道了你是这么拍照片，人们有理由重新审视你过去所有的照片，这是你为此付出的代价！
卢广感谢我，说只有我这样的老师才会直接了当地批评他。
后来，我们还通过两次电话，他都是感谢的话。我说，如果谅解你，我只能为自己找一个理由，就是你还没有受过正规的新闻训练。
大概两年前的一次春节聚餐，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位负责人提起卢广，竟气不打一处来。
原来是他们周刊使用了卢广“河南艾滋病”的一组照片。没想到照片中一个孩子的家长找上门来：我那孩子好好的，谁说他有艾滋病？现在同学都不敢理他，村里的孩子也不敢和他玩了。人家天天来闹，要求赔偿40万，我们也找不到卢广！
后来怎么办了？
我们被逼得没办法，最后找关系找到县政府的人，由他们出面才算把事情摆平了。
我暗暗庆幸自己躲过一劫。卢的那组照片在“荷赛”得了奖，我得到消息后原准备在我们报上给他发个画刊，没想到上面很快有了禁令（当然他们的出发点是想掩盖艾滋病的现实了）。无奈的我曾为此大骂不已。
今天我们是否应该这么想，如果我们在揭露社会问题时存在着不想负责的似是而非，它就如同向那些卫道士们递上了一把刺向我们自己的匕首。
2007年“华赛”评选，当评委们审看一组照片时，一位德国评委立即提出：我的印象其中一张不是2006年,而是2005年拍摄的！
那位德国女人即到走廊给她的编辑部打电话查对。一位组委会成员也受托与卢广电话核实。
几分钟后，两个电话都有了结果。德国的编辑部证实那幅作品的确是2005年拍摄的。
此作的中文说明根本没写时间记录。卢广电话解释说，他太忙，照片说明都是他老婆帮忙处理的，可能写错了。
本来，拍摄图片故事是允许跨年度的。可听了作者解释，中外评委认为已没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了。当再次投票，原本得票不低的作品，竟一下被“毙”了。
这组照片的落选，自然不是因为作品，恐怕是作者的诚信让评委有了共识吧。
27日，新京报一位女记者就《喜马拉雅的枪声》电话采访我。她说，卢广觉得很委屈。我说，你应该问问他，为什么出错的总是你！
我曾经很敬重卢广，我知道他很热爱摄影并为此付出了不少艰辛，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热爱摄影？难道除了得奖，做摄影就没有别的意义了吗？
弄虚作假，在我们这个社会有着丰厚的土壤，所以，我们都是或多或少喝过狼奶长大的。对有过失的人，也不应一概而论。有的摄影人初涉新闻，或因年轻，或因弄不清雷池的界限，一失足也不要千古恨，汲取深刻教训就是了。再说，像我这样的老记们也要为此分担责任，乌七八糟的局面不是几个人造成的，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但是，如一个人老犯同样的错误，不是智商出了问题，就一定是另有心计了。
这一段时间，照片的真假成为一波又一波的公共话题，人们对新闻摄影真实性的质疑甚至把新闻摄影人逼到一个尴尬的境地，这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假照片的问题由来已久，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但很多时候，它最多只是圈子里的事，外人并不知情，"家丑不可外扬"，致使造假者不仅能轻易过关，也能让新闻摄影界维持着一个冠冕堂皇的脸面。
久而久之，本该是竞技展示、业务交流、相互促进的摄影评比异化成了某些人追名逐利的平台。
可今天不太行啦！我们应该感谢照相机的普及，我们应该感谢互联网的力量。前者让贵族的宠物变成了平民的家什，它使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实践都可能成为摄影家；后者让信息不再封闭，各种议论、批评畅通无阻，它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批评家。这个局面足定会令那些钟爱新闻摄影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人们惊喜和振奋！
唉！同心者可不同道，同道者可不同心，我们究竟是怎样一群搞摄影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