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镜头之——《时间中国》集体记忆

来源：搜狐读书




摄影/文/胡武功 1982-2002年

　　麦客消亡了。

　　一种古老的生态现象走进了历史的记忆。

　　又是关中大地的麦收季节，代替传统麦客的是隆隆的机械化联合收割机。传统麦客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演替一跃成为现代机械的主人。驾驶收割机的人告诉记者，现代麦客大多是河北、河南、陕西的新型农民。

　　在追随历史潮流的过程中，西部麦客及其后代总是慢半拍。

　　陕西关中是一片数百公里的产麦区，它的西北部属于甘肃、宁夏那干旱的黄土高原和戈壁沙漠。那里被联合国划定为不宜人类居住的地方，那里的农民生活贫困，缺钱少吃。在20世纪前的千百年间，每逢麦收季节，那里的农民就成群结队，或兄弟同行，或夫走妻随，来到产麦区，寻人雇佣，替人割麦，用汗水换取微薄的收入，以补家庭短缺。好客的关中人称他们为“麦客”（季节性流动的割麦人）。作为一种生态现象，麦客在明、清时的中国地方志中就有零星记载。

　　我最早见到麦客是上世纪50年代，后来 “文革”10年里麦客销声匿迹，直到1982年麦客又重新出现在关中农村。这时，我已是一名摄影师。也就从那时开始，我坚持拍摄这个题材，直到2002年6月。目的是忠实记录麦客现象的演替过程，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曾有过这样一群候鸟般为生存而来回迁徙出卖苦力的劳动群体。

　　麦客现象是原始农业文明的活化石。起初，他们徒步迁徙，随季节差东退西进，从低纬度到高纬度地区，一路追寻金黄的麦浪，边割边退，直至回到自己家乡。自有了火车、汽车，他们或买票、或扒车，进退关中。他们住的是屋檐、街道、车站。有条件的主人，会把空房让出来供麦客暂住。从贫瘠的黄土高原来到八百里秦川，麦客吃上白面条，自称过年。他们会把馒头省下来，带回去给老人和孩子。虽然麦客都喜欢喝罐罐茶，可他们的茶叶几乎与果树叶没有差别，又浓又苦，说是为了提神解乏，而年轻麦客常常会嘴对水龙头灌个痛快。麦客喜欢听秦腔唱花儿，秦腔是大戏，花儿是家乡的民歌，其中都有自己疲乏精神的归宿。麦客的旅途充满危机，车祸、暴雨、盗贼随时对他们构成威胁。而劳作一天，得不到工钱的事也时有发生—这一切，终于都过去了。

　　今年6月1日我又来到以往拍麦客的关中平原，几乎见不到麦客的影子。开收割机的新麦客说：“老麦客吃粮问题解决了，挣钱都去了广州深圳，谁还来割麦子！”

　　话是这样说，对于大部分老麦客而言，急于花钱的地方远远超过对收割机的前期投入。

　　摄影/文/陈锦 1989年

　　中国人的“开门七件事”—油、盐、柴、米、酱、醋、茶，可见茶是无一人不喝的。从相关资料可知，四川是历史上最早产茶和饮茶的地方。不过，有了茶和饮茶未必就有茶铺，有茶铺还必须具备另一些重要条件。四川自古称“天府之国”，幅员辽阔，物产丰饶，自然经济十分繁荣；尤其是川西平原，气候温暖湿润，得都江堰灌溉之利，旱涝保收，所谓“蜀中熟，天下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四川人人都堪称富有，家家户户都吃不尽用不完。

　　从茶的原产地、川人的生活习性，到普遍的社会文化心态状况，为四川茶铺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茶铺的出现，便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了。由此决定一座茶铺，就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缩影，形形色色的人和事，以川人特有的方式，在茶铺中得到最集中、最充分的表现。所以有人说要了解四川的风土民情，首先从四川的茶铺坐起。清末到民国初期，四川茶铺才逐渐形成并有了广泛的发展，数量之多绝非他省可比。《锦城竹枝词》中道：“萧条市井上灯初，取次门停顾客疏；生意数它茶馆好，满堂人听说评书。”难怪有人形容旧成都是“三多”，即闲人多，茶铺多，厕所多。

　　四川茶铺的茶具是“三件头”，即茶碗、茶盖、茶船，俗称“盖碗茶”。

　　四川是茶的故乡，历史上名茶辈出，作为贡品献给历代皇帝的几乎是朝朝有所不同。四川茶铺售名茶固多，从茶铺柜台悬挂的粉牌上可以读到：“雅州蒙顶”、“峨眉毛峰”、“蜀都香茗”、“锦城露芽”……但无论走进哪家茶铺，可以没有其他茶但不能没有花茶。按中国传统饮茶标准衡量，花茶的地位并不太高，甚至被有些人视为“俗气”、“无古意”、“有淫思”。但川人就是离不开这种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茉莉花茶。也许是这种茶中见花，花与茶融的茉莉花茶，嗅着有花香，饮着是茶味，更能体现出川人赏玩人生、追求多姿多彩的生活态度吧。

　　四川茶铺有的打招牌，有的不打招牌。招牌可谓名目繁多，各臻妙趣：如“可园”、“随园”、“晓园”、“悦来园”、“妙高楼”、“吟啸楼”、“枕江楼”、“漱泉”、“达观”、“悠闲”……中国茶文化已经有数千年历史，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正统文化思想始终贯穿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古人将品茶作为一种显示高雅素养，寄托感情，表现自我的艺术活动来刻意追求、创造和欣赏，“雅”就成了传统茶文化追寻的精神实质。饮茶史上曾出现“分茶”、“斗茶”、“功夫茶”等品茶现象。

　　毫无疑问，四川茶铺作为特定的地方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属于各阶层人士的天地，更多地被“下里巴人”所拥有。从茶铺喧闹嘈杂的氛围到茶客们的不拘形迹，以及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事件，突现出“市井”的含义，体现出了“俗”的文化色彩。这“俗”是世俗之俗，乡土之俗，民风之俗！

　　摄影/文/王大斌 1992-1993年

　　针灸是一门令中国人自豪、令世界称奇的医术，是世世代代针灸医生心血的结晶和中国独有的创造。很难设想那尖细光亮的针刺入肌肤的感受，它是那么细，细小得令人疏忽了它的存在，这样一种不辅以任何药物的针具却能治病。

　　每天，数以万计的患者走入大大小小的针灸诊所，带着某种信服或疑虑接受针灸的治疗。在中国，针灸治疗是极其普遍的，几乎每一所医院都设有中医针灸门诊，而中医院的针灸科还设有针灸病房。

　　古老的中医素有“国宝”之称，他们以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和让人信服的治疗效果令世人称道，在世界医林占有—席之地，针灸是它独特的治疗形式之一（《黄帝内经》已有记载）。按照中医经络学理论，人体全身气脉贯通，经络遍身，脏腑经络气血输入全身体表的各个部位，形成三百六十多个穴位，每一个穴位都可下针阴阳平衡，治疗相应的病症。而耳朵上的穴位可以囊括全身（耳针疗法便是专门通过耳穴治疗全身疾病），再加上经外奇穴，人体穴位已远远超过360个了。针灸医生熟记经络理论，根据不同病症选取相应的穴位下针，其疗效还要取决于医生的医术—手法与针法，应该说人的多种疾病都可用针灸治疗，只是疗效因人而异、各有不同罢了。

　　著名针灸专家、辽宁中医学院的教授彭静山是中医大夫，“文革”期间耳朵罹患残疾，听力近乎丧失，无法全面运用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看病，便着意在望诊上下功夫，他博览古医史籍，查找历代名医论述，钻研眼穴，从1970年开始，首创眼针，治疗偏瘫中风，疗效奇特，名声大震，被日本人称为“针圣”，至今彭老已85岁高龄，求诊医病的患者依然络绎不绝。

　　体味针刺艾灸的滋味虽然不是一件快事，但长期的针疗却成了某些老患者的享受。他们或俯、或卧、或坐，以固定的姿势、静止的体态体味着针灸特有的针感—酸麻胀痛冷热。这种针感强弱不一，因人而异、可通经活络、祛病强身。针灸治疗宜于许多慢性病，对一些病症有奇效，面瘫、风湿、中风等病症都是针灸治疗的拿手好戏。

　　针灸治疗无痛苦，无副作用。相对的，药物治疗中的耐药性和副作用仍是当今现代医学令人担忧、却又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因此，许多国外的医生和平民已对针灸产生了浓厚兴趣。日本、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已都设有专门的针灸教育机构和针灸协会。现代医学的发展推动针灸进化发展，日本针灸的机械推进代替人工手捻，中国根据经络理论研制的各种理疗仪器，还有电针、激光针、磁银针、气功针等，都丰富发展了针灸治疗的内涵。讲究指法针法的中国针灸自有自己的观点和经验，对日本的机械进针是不以为然的。中国针灸的疗效与手法密切相关，运针过程需要提、插、捻、转等，失去了手法针法，将不能称其为中国针灸。

　　作为世界最古老的医术之一，针灸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中国大陆致力于针灸的研究和推广，做出了一定的努力。80年代，大陆成立了第一所高等针灸专业学院—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各省中医学院也先后设立针灸系，或将原来的针灸专业改为针灸系，加强对针灸人才的培养，现在每年全国有上千名针灸系毕业生走向社会，服务于医院的针灸科和针灸诊所。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先后成立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专门培训外国针灸医生和学生，表现了中国人对针灸的开放姿态。

　　镜头内的针灸患者，他们不分年龄性别、职业和身份，身患各种疾病却对中医针灸充满了信任，他们深信这是医好他们疾患的最好方法，在许多治疗方法和手段中，他们更喜欢和相信传统的中医针灸，因为针灸所显示的气质神韵具有中国人的心理活动特征。针灸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组成部分，没有了针灸，中国医学乃至中国人的生活便难以完整，它是渗入中国人精神与意识、文化与医学的内在沉积，是特定环境中群体共生的心理反应—针灸的同时，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人特有的风貌与精神

　　摄影/马宏杰 河南洛阳 1985年

　　照片上是1985年的河南洛阳街头，一位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的女解放军战士正走在路上，她戴着绿军帽，肩挎着绿军包，胸前掖着白色的口罩绳。在人流如潮的大街上，她的神情显得异常肃穆，其间也不免流露出些许的迷惘与落寞，尽管在那个年代，军人仍是一个令许多人羡慕的群体。

　　摄影/萧云集 浙江绍兴 1997年

　　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百姓的穿着、发型早已打破了70年代单调的款式。图上显示的即为浙江绍兴齐贤镇的几个女人在理发店窗外围观烫发的情景，围观者把理发店的窗口都挤满了，每个围观者也都神情各异，或惊奇、或羡慕、或好奇。那时的理发店的店面不大，也很简陋。一个普通的烫发，竟招来七八个人围观。对比之下，现在人们去烫个发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在80年代初那样做却是需要些勇气的，可以说，这张照片在不经意间悄然刻录下了80年代初江浙民风渐变的事实。

　　摄影/萧云集 浙江苍南 1985年

　　“文革”结束后，为了增进青年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交谊舞会成为重要的社交方式，录音机里播放得最多的就是《青年圆舞曲》。1985年2月，在建县不久的苍南县，机关青年也开始学着跳起了交谊舞。

　　事实上，交谊舞在当时已成为许多人在工作之余的一个很重要的寓教于乐的方式，从照片上看，这次交谊舞舞会场地可能是某个机关的会议室。动作生疏的两列青年小心翼翼地数着圆舞曲的节拍，低头迈着步子，中间的一对领舞者显然动作更为舒展娴熟，衣着上也更加讲究、时髦。四周那些围观的人们对舞会现场则表示出了强烈的好奇，轻歌曼舞中，人们看得津津有味……

　　摄影/叶健强 广州 1988年

　　广州的滨江路很久以来一直就是市民们的户外公共活动空间，工作之余，人们经常会聚集在这里休闲娱乐，这大概也算得上是他们难得的社交活动空间了。照片上这位正在考虑如何发牌的男士，他的耳朵和胳臂上夹满了作为战败记录的木夹子，他虽是这场扑克战斗中的输家，但显然他并未服输。打扑克，缩影了那个年代众多市民一种普及化了的娱乐方式。由于娱乐方式和娱乐场所的相对单调，那个时期的人们没有更多的可以打发休闲时光的方式；于是街头巷尾打扑克及围观打扑克成了那一时期主要的”休闲“方式。

　　摄影/叶健强 广州 1990年

　　生活的色彩和形态大概就如同照片墙上那些贴得满满当当、让人眼花缭乱的画片一样，丰富多彩而又风情万种—1990年，在广西关华贵路的一间裁缝店里，这位女士正要订做新潮时装。

　　照片上，裁缝店门上方的招牌上写有“各款时装”的字样，在贴满了各式时装图片的店铺门口，一位裁缝正仔细地给这位戴着袖套的女顾客量尺寸。从这张旧照片上就可看出，90年代初的女性穿戴风格虽尚未成型，但已经开始模仿一些“新潮”的穿着。可以说，那时人们对时装新设计的渴求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一种全新生活模式的渴求。

　　摄影/叶健强 广州 1990年

　　有人说，老人与孩子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这话也许是对的。要不，你不会在广州东山湖公园见到这两位看来已年届七旬的老阿婆像7岁的孩子一样趴在地上玩石子。有趣的是，玩的人自是乐在其中，看的人也照样兴致勃勃。

　　每一个人都有着童年时光，每个大人似乎也都忘了自己曾是小孩，如同照片上这两位都市老人，放弃成人角色后，她们旁若无人地玩着童年时曾经让她们着迷的小游戏。

　　摄影/吴正中 青岛 1990年

　　青岛市中山公园内，樱花盛开，为了让老人能顺利地在盛开的樱花前拍上一张照片，家人们煞费苦心、让老人站在垃圾箱上以便能在樱花丛中露出笑脸。要想不破坏画面、又能让老人站稳，做小辈的只好猫着腰扶住老人的脚。

　　照相那时对一般家庭来说还是比较奢侈的事情，照相前全家人往往商定好了取景路线和地点，每个人也都穿上最令自己满意的衣服，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乎就是避免浪费每张底片，并让每张照片都拍摄出最佳的摄影效果。而这张照片从摄影效果上说，老人因花之烂漫而显现的会心微笑的确让人动容，樱花中的笑容也被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开始彰显自我的年代。

　　摄影/石宝 西安 1988年

　　陕西西安的骊山北麓，分布着众多的温泉，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华清池。20世纪50年代后各部门都先后在这里开设了温泉疗养院。图中的陕西省临潼铁路工人疗养院温泉疗养浴池就是其中之一。如今，这些地方大多数已变成对所有人开放的商业场所。

　　画面上的四五位老人正是在这种铺有瓷片的单人浴池里进行温泉疗养，最左边的老人，显得相当惬意。对他来说，在华清池温泉疗养也许是他年轻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在唐朝，华清池是皇家圣地，唐玄宗常携杨贵妃在此沐浴游乐，诗人白居易“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便是指的这里。而如今，华清池每年可接待10万人次的沐浴，连普通百姓也可以来此禁地享受“天子之乐”了。

　　摄影/石宝 宝鸡 1989年

　　大板楼走廊护栏上摆放着两盆花卉，一些人或眺望，或交谈；最上面一层的人们更多的则是在眺望，由于还没有“户型”的概念，大板楼的居住空间大多狭小和不合理，于是走廊成为了公共的活动场所，人们在这里活动、聊天，虽然有时不失尴尬，但也没有现在邻居间的冷漠。

　　大板楼是中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特有产物，不用钢筋，少用水泥，几乎全部用砖，运用传统的堆砌技术，建造起了一些三到四层的拱形结构楼房。大板楼里，家家户户的门都设在楼一侧的长廊上，没有私家卫生间，每一层的一二十户人家只能共用一套男女分开的厕所，洗衣、洗菜池也共享。大板楼，是那时市政建设远滞后于人口增长导致的社会现象，并非单纯的住房现象。它不是传统的，也不全是泊来的，而是由于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为解决住房难的问题，不得已自行“凑合”出来的。

　　摄影/安哥 广州 1985年

　　1985年初，广州市团委为了配合“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热爱”，策划了一次选美活动，名为“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场选美比赛。

　　选美的预赛2月3日晚上7点正式在广州的回民小学里举行，小学门口的红色横幅上写着“美在你身上”。550多位参加预赛的俊男靓女首先进行笔试。题目中包括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以及时事政治、文学和地理的知识，简直有点像高考，有些问题可能连高考也不会碰到，如有一道题是：《蓝色多瑙河》的作者是哪国的？叫什么名字？

　　预赛入围的有130多人，随后他们在广州少年宫参加初赛，由考官对其依次进行面试，面试是马拉松式的，从上午10点一直进行到晚上10点。

　　初赛之后，选美的事突然遭到非议，有些老百姓议论说：“选美？选出来做什么呀？嫁给谁呀？当初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不是也搞选美吗？”官司一直打到北京去了。经过主办单位多番努力，总算使这次选美幸免夭折。但正因为有争议，有关方面限制报道，这更使这次选美染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那个时候，人们对选美并没有什么实际认识。

　　“羊城青春美大赛”的决赛于元宵节（3月6日）晚上7点半在中国大酒店丽晶殿举行。还不到7点，场内700多个席位已坐满了观众。丽晶殿门口还挤满了没有拿到请柬的来客，他们要求进场观看这个盛会。当晚的评委除主办单位团市委、省电台、省电视台和《羊城晚报》的代表外，还有文学家、舞蹈家、画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其中包括著名散文家秦牧、岑桑等，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也带着家眷前来观看。

　　选美的事在国外是家常便饭，但新中国是第一次搞，格外引人注目。摄影师安哥在预赛时发出的

　　摄影/李振盛 黑龙江 1968年

　　照片上显示的是，1968年4月16日，黑龙江省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解放军战士王国祥，他的浑身上下被人戴满了毛主席像章，正一脸真诚地向人讲述着学习毛著的心得与体会。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被满怀的理想和热情燃烧着，他们相信伟大领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毫不怀疑地无条件接受它。可以说，王国祥用他的青春只干了一件事情：学习毛主席著作，向人讲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与经验。

　　王国祥的形象其实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形象，它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感觉异常“亲切”，让后来人了解到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激情和疯狂。

　　摄影/李振盛 哈尔滨 1966年

　　“文革”期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之风也很快蔓延到了寺庙。各地的寺庙文物被捣毁，和尚尼姑被批斗。哈尔滨极乐寺原是我国北方名寺，但红卫兵们彻底捣毁了这座寺庙，还把和尚们揪到山门外当众批斗，以示与“封建迷信”彻底决裂。

　　照片中，一群和尚脸上的表情或坦然，或木讷，他们被迫脱下僧衣，换上中山装，集体站在庙门前接受批判，红卫兵还逼迫他们手里扯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的自辱门楣标语。他们身后的庙门也被封条封了，并贴满了“横扫牛鬼蛇神”之类的大字报。

　　摄影/李振盛 北京 1966年

　　1966年10月5日，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参加革命大串连来到“世界革命的中心” —北京，他们自发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在天安门广场表演颂扬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忠字舞”。

　　照片上两对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正在人群围定的广场空地上表演着，另两组红卫兵为他们的“舞蹈”配唱，旁边一个红卫兵用手风琴伴奏。围观人群里有人扯着红旗，有人高举着领袖像，所有人都看得津津有味，目不转睛。从图片右上侧还可以看到另有一些“忠字舞”表演者正在另一块广场空地上表演着。在造神的年代，“忠字舞”的确是一种符合历史情境的“创举”，同时亦成了全体国民记忆中一个永远抹不去的话题。

　　摄影/李振盛 黑龙江 1968年

　　5岁的康文杰跳的不是小兔子舞，不是蝌蚪找妈妈，不是小青蛙呱呱呱，而是向领袖表达赤胆忠心的“忠字舞”，康文杰还由此被评为“黑龙江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并到处给人表演。画面上就是这样的场面：康文杰举着两个小手，正在给参加会议的军代表们表演“忠字舞”，她稚嫩的童音和动作博得了一片由衷的掌声和笑声。虽然这一切现在看起来有一些荒诞，但在那个年代，这却是无比庄严和美好的记忆。

美好的记忆......